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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病原菌來襲,人類如何“制敵”

時間: 2019-04-26      來源: 河北新聞網     



鮑曼不動桿菌。 資料片

前不久,許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種名喚耳念珠菌的“超級真菌”刷了屏。此前,“超級真菌”雖較少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里,但對于“超級家族”的另一名成員——“超級細菌”的致命威脅,人們卻并不陌生。

人類和細菌、真菌等病原菌的斗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攻防戰。直到20世紀40年代青霉素的發明和使用,人類才有了穩定而強大的對抗武器。但就像“矛”與“盾”的故事一樣,你來我往間,病原菌也產生出了藥物適應性。迎戰“超級家族”,我們該如何“制敵”呢?

“超級病原菌”有多厲害?

去年2月,長沙市中心醫院收治的一名16歲少年被診斷為MRSA(全稱為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是一種難對付的“超級細菌”,它會破壞肺結構,且損傷不可逆)感染,雙肺出現多個空洞,在呼吸疾病加強監護病房搶救15天后,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

但幸運并不總是降臨。2017年1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表了一項病例報告——在美國內華達州的里諾市,一位70多歲的女子感染上了“超級細菌”CRE(耐碳青霉烯類腸桿菌科細菌),對26種抗生素產生耐藥性,這讓醫生束手無策,最終患者不治身亡。

世界衛生組織最新數據顯示,每年全球約70萬人死于“超級細菌”感染;聯合國估計,全球每年約23萬名新生兒因此不治夭折。

“通常來說,‘超級細菌’并非特指某一種細菌,而是泛指那些對多種抗生素具有耐藥性的細菌,其準確稱呼應為‘多重耐藥性細菌’。”河北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病原生物學教研室醫學微生物學課程負責人賈嫻嫻說。

目前,除上述兩例提到的致病“元兇”外,需要引起特別關注的“超級細菌”名單中,還包括一長串拗口的名字:耐多藥肺炎鏈球菌(MDRSP)、萬古霉素腸球菌(VRE)、多重耐藥性結核桿菌(MDR-TB)、多重耐藥鮑曼不動桿菌(MRAB),以及最新發現的攜帶有NDM-1基因的大腸桿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超級病原菌”真的超級厲害嗎?

“許多研究表明,‘超級細菌’的增殖和傳播與普通細菌一樣,只要條件適宜,就可以通過二分裂的方式大量繁殖,并經由直接接觸、不潔飲水、被污染的食物或診療器械等進行傳播擴散。”賈嫻嫻說,“與普通細菌相比,‘超級細菌’在致病力方面并沒有任何‘超能力’,引起的感染也無任何特異之處,只不過因為幾乎沒有抗菌藥能夠‘降服’它們,一旦感染,患者可能會出現嚴重的炎癥反應,治療起來十分困難,甚至威脅生命。”

專家舉了一個例子——

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是臨床上常見的毒性較強的細菌,自從上世紀40年代青霉素問世后,金黃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受到較大的控制。但隨著青霉素的廣泛使用,有些金黃色葡萄球菌產生青霉素酶,能水解β-內酰胺環,表現為對青霉素類和頭孢菌素類抗生素的耐藥。隨后,科學家研究出一種新的能耐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即甲氧西林。

1959年,甲氧西林應用于臨床后曾有效地控制了金黃色葡萄球菌產酶株的感染,可英國學者很快又發現了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MRSA的臨床意義尤為重要,由于其多重耐藥性,從發現至今感染幾乎遍及全球,已成為院內和社區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之一。

使患者治療復雜化、病死率上升、醫療支出增加……不可否認,“超級細菌”已成為公共健康挑戰之一。“由于多重耐藥菌、廣泛耐藥菌及全耐藥菌的層出不窮,目前,許多微生物學者致力于從益生菌中提純細菌素制備產生耐藥的新型抗菌藥物或研發耐藥質粒消除劑,以攻克‘超級細菌’。”賈嫻嫻說。

抗生素濫用是禍因

抗生素類藥物曾是人類對抗諸多疾病的一個“秘密武器”。

統計顯示,上世紀初,世界上有1/3的人死于肺炎、結核、腸炎及腹瀉,而現在因肺炎和流感死亡的人數則不到4.5%。作為20世紀醫學界最偉大的收獲,青霉素、鏈霉素等抗生素的發現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然而,時間不過百年,由于細菌對抗生素耐藥性的不斷增強,抗生素如今正逐漸走下“神壇”,甚至成為未來醫療衛生領域的一個重大挑戰。

2015年12月,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在其獲獎演說中特別指出,在東南亞的大湄公河流域,青蒿素的抗藥性已經產生。早在2005年,柬埔寨西部的病例也首次證實了瘧疾對青蒿素出現抗藥性,盡管尚未導致青蒿素治療的完全失敗,但它的確延緩了青蒿素清除病患體內的惡性瘧原蟲。青蒿素這一原本治療瘧疾的特效藥,正面臨失效的潛在危險。

在中國中醫科學院,屠呦呦團隊研究人員在進行青蒿素相關藥物機理試驗(2017年11月24日攝)。新華社發

“抗生素的效力普遍下降,是因為對抗生素具有耐藥性的細菌正在迅速擴散,具耐藥能力的細菌未被某種抗生素殺死,之后便不再受其制約,甚至還能將自身的耐藥性傳遞給其他種類細菌。”賈嫻嫻說,“除了人口流動增加、病原菌耐藥性變異等原因外,抗生素的不當使用已成為催生‘超級細菌’的首要禍因。”

分析查找原因,專家列出了抗菌藥物使用的三大誤區——

一是將抗菌藥物等同于消炎藥。炎癥可分為感染性炎癥和非感染性炎癥。抗菌藥物是通過殺滅或抑制細菌、真菌等,從而治療感染引起的炎癥;而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局部紅腫熱痛、軟組織炎癥等通常并非由細菌或真菌導致,因此無需用抗菌藥物。

二是認為抗菌藥越“高級”越好、越多越好。正確選用抗菌藥物,需要針對不同患者、不同基礎情況、不同疾病等進行選擇,對癥下藥。盲目選用“高級”的抗菌藥物,未必能夠藥到病除。有人認為同時應用多種抗菌藥物可以廣泛殺滅病原菌,其實這樣做不僅不能增加療效,反而更易造成細菌耐藥。

三是頻繁換藥。抗菌藥物通常不會立即起效。很多人在使用一天后自覺療效不明顯,就立即自行換藥,這也是錯誤的做法。頻繁更換藥物可能會增加不良反應,易使細菌對多種藥物耐藥,最終導致無藥可用。

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布一份報告稱,到2050年,由于細菌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每年會導致1000萬人喪生,相當于每3秒鐘就有1人失去生命,危害將超過癌癥。“打響全球性‘戰役’,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也必須為抗擊抗生素耐藥性作出微小但是重要的貢獻。”賈嫻嫻說。

與“超級細菌”賽跑

面對“超級細菌”,人類該如何應對?

“醫療機構的責任首當其沖,如嚴格執行憑處方規范用藥,用藥前進行病原學檢測及藥敏試驗;合理用藥,一種藥物可以控制的感染避免使用多藥聯用,盡量縮短用藥時間;嚴格遵守局部用藥、預防用藥、聯合用藥的適應證,避免濫用或誤用抗生素等。”賈嫻嫻說。

我國發布的《遏制細菌耐藥國家行動計劃(2016—2020 年)》明確提出,加大抗菌藥物相關研發力度;加強抗菌藥物供應保障管理;加強抗菌藥物應用和耐藥控制體系建設;完善抗菌藥物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體系;提高專業人員細菌耐藥防控能力;加強抗菌藥物環境污染防治;加大公眾宣傳教育力度;廣泛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

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其基本藥物清單中的抗生素類藥物進行了一次重大修訂。在新版《世衛組織基本藥物標準清單》中,抗生素類藥物被細分為“可廣泛使用”“謹慎使用”及“保留使用”三類。

專家介紹,“可廣泛使用”的抗生素包括用于治療各類普通感染的藥物,如治療肺炎的阿莫西林等,使用這類藥無特殊場景、時間限制;“謹慎使用”類是針對少數感染的首選或次選藥物,如常用于治療膀胱炎、細菌性鼻竇炎和細菌性支氣管炎等上呼吸道感染的環丙沙星,這類藥今后應大幅降低用量以避免增加耐藥性;“可保留使用”類包括用于治療腸胃炎的黏菌素以及頭孢菌素類藥物等,只應用于最危急的情況,如多重耐藥菌感染危及生命,其他藥物都已失效后,作為最后的治療手段。

“這次對抗生素類藥物的修訂,目的在于確保患者在需要使用抗生素時有藥可用且對癥下藥,以優化治療效果、減緩病菌耐藥性的發展、維持作為最后治療手段的‘終極藥物’的有效性。”賈嫻嫻說。

與“超級細菌”賽跑,國內外科學家一直沒有放慢研究的腳步——

來自英國的科學家發現,用于治療皮膚感染的抗生素奧列萬星可通過“暴力手段”撕裂細菌并將其殺死,且殺死細菌的力量比萬古霉素強1.1萬倍,為研發新一代擊敗“超級細菌”的藥物另辟蹊徑。

澳大利亞的分子生物學家利用X射線晶體分析技術,成功解析了“超級細菌”的結構,發現包裹在“超級細菌”外部的蛋白質正是它掩護自己,抵御免疫系統和抗生素的關鍵部位。由此,他們制定了先以一種藥物攻破外部蛋白,再用另一種藥物殺死無保護細菌的治療策略。

我國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的研究團隊,針對“超級細菌”的最后防線——粘菌素開展研究,明確了我國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多粘菌素的耐藥情況,填補了臨床感染多粘菌素耐藥基因數據和認識上的空白。

迎接“超級細菌”的挑戰,專家認為,不能投入更強大的抗生素去“鍛煉”它們,而應該是回歸原始菌落的生態競爭。在細菌菌落間,如果沒有抗生素的選擇壓力,就沒有特別“厲害”的細菌。找到一種健康和自然的療法,利用人體微生態系統正常菌群的拮抗作用及人類自身免疫力來抵御超級病原菌的進攻,已成為許多人對疾病的新共識。? ?(記者 張懷琛)

責任編輯: 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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